深度:新战争与和平——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历史的演变及背后逻辑

来源:本站日期:2022-11-02 浏览:0

  深度:新战争与和平——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世界历史的演变及背后逻辑2022年秋末,国际战略研究学者秋水长天与柳树,就当前世界局势及其未来走向,进行了深入讨论。

  柳树:在俄乌这个问题上,我同情乌克兰,但不愿支持他,因为他背后是美国。我不赞同俄打乌,但美国要打俄。所以为了自己的祖国我是站在俄罗斯这边的。归根结底,决不与美国站在一起!老美在全球太霸道,太卑鄙。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苏联解体,当时形势非常严峻,我国化险为夷,闯过来了,我觉得那时我们的国家还处在改革开放中,没有多强大,到处都是下岗的职工,美国并没把我国放在眼里。

  但现在就不一样了,20多年过去了,中国各方面都在飞速发展,紧紧地跟着老美,你说他能放心吗?能让你超过吗?所以很难说这次他会放过我们,让中国继续飞速发展。这是我的想法。

  我觉得中美之间这一仗迟早会打,当然不希望打,毕竟是要死人的,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如果真打起来死的就是中国人,毀的就是台湾岛。

  秋水长天:这个问题解释起来比较复杂,而且要有历史和国际的基本知识和战略眼光做基础,我会在以后的时间里断断续续地与你共同探讨。

  美国是一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强国,当他登上世界历史舞台之时,旧世界(老欧洲)的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建立殖民地的方式己将世界瓜分完毕,从美国的国家利益出发,只有削弱这些帝国主义列强,才有美国这个后来者的地位;

  同时,美国曾经是英国在北美大陸上的殖民地,它是通过同宗主国英国的战争获得独立地位的,正是基于这两点,美国在立国后提出了非殖民化的口号和政策,成为一个没有殖民地的帝国主义国家(我们给美帝戴了一顶新殖民主义的帽子,即通过经济侵略,实行没有殖民地的殖民主义)。

  但不论怎么说,在那个历史时代,从结束殖民主义的历史来看,美国代表了当时的历史进步。

  就中国来说,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面临被西方列强瓜分的狂潮,当然美国也参与了其中,但同时,美国的国务卿海-约翰提出了著名的美国对华“门户开放”政策,这个政策有两个核心内容:一是利益均沾,一是保全中国。

  就是说:第一,欧洲列强以武力打开中国国门所攫取的利益,美国也有一份;第二,美国不允许把中国变成某一个列强独占的殖民地,要保留中国的自己的政府统治,这是近代中国没有沦为像印度那样的殖民地国家,而走上一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道路的重要的国际因素。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之所以不灭,中国的红色政权能够得以在几个帝国主义势力范围争夺的夹缝中得以生存,都同美国的这个对华政策有关。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后签订的辛丑条约,列强逼迫清政府缴付巨量的庚子赔款,用以做为他们发展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例如日本的高速工业化就是仰赖这笔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而美国把分到他名下的这笔钱又以资助中国办学校发展民生事业的形式返还给了中国政府,北京的燕京清华大学、协和医院、湖南的湘雅医院、成都的华西医院等都是用这笔资金建设起来的。

  当然,你也可以说美国鬼子够阴的了,用中国人的赔款向中国人买好,这是一种文化侵略。但毕竟美国人的这种作法相对于其他西方列强,相对于腐败透顶的清政府还是有利于中国人民的。

  在美国建国之初,它的国父先贤们站在当时历史文明的潮头,将法国大革命举起的反封建的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将欧洲进步思想家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关于国家制度的先进理念,将英国宪章运动,光荣革命的社会改良的成功实践,在美国加以继承、发展和制度化,形成了独特的三权分立、国家自治、四大自由,民治、民有、民享等成体系的民主宪政理念和制度。

  从而使美国社会一度成为对全世界有吸引力的灯塔,造成了经久不息的世界范围内向美国新大陸的移民潮。就连当时孙中山的,年青时期的政治述求,都是以美国为榜样、为追求的。

  然而,中国近代史的实践又给了中国人民相反的教训,这就是毛主席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谈到的,无数先进的中国人以西方为师,但是先生老是侵略学生。不得己,十月革命一声炮响,惊醒了世界,以俄国人为师,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重新做出的选择。

  毛主席在这里所讲的“先生老是侵略学生”,除了英法德俄日的行为不论,专讲美国,我以为是三个时期,一是满清政府后期美国追随欧洲列强染指中国;二是国共对抗时期美国支持打内战;三是新中国建国前二十年中美之间冷战对立,美国从朝鲜半岛、印度支那和台湾海峡三个方向对我国实行封锁威胁和武力压迫,并阻挠我收复台湾实现祖国完全统一。

  但这一百多年里,美国对我也不是完全坏事作绝。抗日战争中,做为反法西斯战争的同盟者,美国对中国的支援是很大的。20世纪60年代后,中苏关系破裂,苏修亡我之心不死,美中关系改善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中国四面受敌的安全压力。

  中苏关系最紧张之时,勃列日涅夫集团急欲动用核武对我国基地施行外科手术的打击,由于受到美国的阻止而未能实施。改革开放后,中美关系在三十年内虽时有摩擦和矛盾,却成为两国历史上的最好时期,使中美双方都从中获得了巨大的利益。如果不承认这一点,那么多中国家长把孩子送到美国去就学就无法解释。中国经济与科技亦不可能如此之迅速地赶超美国。

  再来看美国的国际行为。美国从1776年发表《独立宣言》,从英国殖民统治下独立并建立国家以来,迄今只有246年的历史。可以粗略地概括为经过两个“百年奋斗”:前一个百年是百年生聚,后一个百年是百年扩张。

  美国前一百年的对外政策叫“门罗主义”,这个政策的要旨是聚焦国内,聚焦北美大陸,埋头发展自己,外面的事我不管,所以又称之为“孤立主义”。

  孤立主义的传统在美国根基深厚,以至于到今天,特朗普要关起大门,退出世界众多的多边体系,搞一家的单边主义,在美国国内仍是一呼百应,很有市场。难怪威尔逊、罗斯福两位总统当年要推动美国介入一战、二战,说服美国民众,冲破孤立主义的阻挠,成了一件最困难的事情。著名的“炉边谈话”讲的就是这个故事。

  但是,美国资本的成长,国力的增强,客观上推动着美国对外政策从孤立主义走向国际主义,美国在世界事务上有所作为,建立美国领导的世界霸权,是符合美国强大起来的资本扩张的利益的。进入20世纪,美国通过介入两次世界大战,成为战胜国和世界稳定的力量,奠定了战后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

  第一次世界大战并不是美国发动的,而是被动卷入的。大战从2014年到2018年,美国在2017才派兵介入,当时美国并没有多少自己的军队,而是动员民兵组成志愿军队到欧洲去的,这在许多美国影片中都有反映,例如《秋日传奇》。

  一战是两个帝国主义集团——协约国与同盟国的战争,但挑起战争的主要势力是军国主义的德国。当时德国的军力虽然强悍但面临东西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由于俄国爆发十月革命,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提前退出战争,致使德国得以从东线多个师增援西线,若非美国军队的到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就会完全改写,胜方就不是英法,而是德奥了。所以美国的参战,对协约国赢得一战的胜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正因为这样一个原因,不服气又受到战败宰割的德国很快发动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性质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主力军是英法、中国和苏联,但美国的参战以及美国强大的物资支援(通过“租借法案”给予参战国特别是给予苏联的物资支援),对于赢得这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世界大战后,美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其在二战中的贡献,由于它的超强国力,由于他救赎自由民主的近乎冲动的意识形态,美国登上了世界权力中心的地位。

  通过联合国、美元资本、核武器和国际多边安全联盟四大重要支柱,美国成为新的世界霸主,同时也在上述四个方面向国际社会提供公共物品服务。然而在战后持续近半个世纪的冷战时期,美国从未实现独霸世界的目标,而是一直同超级大国苏联为首的苏东集团争夺世界霸权。

  在这一历史时期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一系列战争、危机和重大事件,如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柏林危机、波匈事件、阿以冲突、中东战争、古巴导弹危机、军事占领捷克、苏联阿富汗战争等都是美苏争夺的产物或具有美苏争夺的背景,并非美国一家的专属。

  而且在70年代前后,还出现了苏攻美守的局面,若非在战略上成功分化苏中联盟,美国最终赢得冷战很可能还是未定之天。苏联最后一任外长谢瓦尔德纳泽当年就喟叹道:苏联瓦解的远因起始于中苏分裂。

  冷战因苏联的瓦解落幕后,世界进入冷战后时代,美国第一次成为世界的唯一霸主,形成了短暂的单极世界和“历史终结”的虚象。这是美国霸权野心和意识形态扩张最膨胀的时期,用布热津斯基的话说,就是此时的美国霸权具有两个新质的历史特征:

  一是世界的心脏地带——欧亚大陸岛第一次由一个域外国家而不是域内国家充当霸主;

  二是美国的霸权不是单一性质的霸权,而是综合性质的霸权,即在经济、政治、军事、科技、文化和意识形态各个领域全面领先于它的对手,美国已成为一队警察的警长。

  正是这样一种赢得冷战的单极霸权的虚象使美国在冷战后这三十年肆意扩张,包打天下,先是锁定国际威胁,继而继续以苏联遗产的继承者俄罗斯为主要对手,连续进行了几场战争,为维持单极霸权过度消耗了它的国力,也为中国的和平发展客观上提供了加以利用的历史机遇与红利。

  美国为维持其单极霸权付出了过高的代价和成本,这个代价和成本就是美国开始走向衰落和中国不可阻挡地崛起。这就是进入新世纪的最近十年美国面对的形势和美中关系的大背景。

  俄罗斯是我们的近邻。与中国的历史联系不亚于美国,也是爱恨情仇集于一身。做为一个历史上的帝国,用马克思恩格斯的线世纪欧洲封建主义堡垒“神圣同盟”的领头羊,它击败拿破仑的引以为傲的光荣历史,既具有反侵略的性质,又有扼杀法国大革命的封建复辟的性质,这是一个在历史上不断地持续地侵吞别国,始终在扩大着自己疆土的国家。这些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导师的评价。

  我们的一、二代领袖和也说过:苏修亡我之心不死。在历史上对我国伤害最深的国家,一个是俄国,一个是日本。如果把外蒙算上,俄国从我国强行割走了30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也就是相当于1/3的中国领土,所以,我们一度称其为社会帝国主义,即打着社会主义的旗号,干着帝国主义的勾当。

  但是历史就是此一时彼一时。自从俄国爆发了社会主义革命,自从中国人以俄为师,中俄两国又因社会主义革命相互走近,结成了共同命运体和政治联盟。

  一是建党初期和大革命时期;二是抗日战争的反攻阶段;三是解放战争的国共大决战时期;四是抗美援朝和建国第一个十年。这样一个切近的历史轨迹使俄罗斯与我党和新中国有着一种不易割舍的亲情感,尤其是我们这一代人,都有着很深的十月革命情节。

  发生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对同为社会主义同志加兄弟的我们来说,更是一场在心理上和感情上难以承受的地震,中国人普遍认为戈尔巴乔夫的叛卖以及美国西方势力的颠复阴谋是社会主义苏联被丧送的根本原因,加之随后的波黑战争和对中国使馆的野蛮轰炸,又种下了一代中国人对美国及西方世界的愤懑和仇恨,以及对受欺负、受挤压的俄罗斯的同情。

  苏联解体做为20世纪最重大的历史事件,它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绝非单一的。我当时一度处在这场事件风口浪尖的观察前沿,亲身感受到苏联社会掀起的排山倒海的浪潮——苏联是被改革的力量和反社会主义的力量复杂交织的合力所推翻的。

  苏联的社会制度之所以在与资本主义的兢争中败下阵来,归根结底不是别的原因,而是输在劳动生产率上,而这又归结于苏联长期僵化的官僚体制。全球化生产力扩张的铁律,是冲垮一切铁幕和柏林墙倒塌的根本原因。

  苏东剧变、苏联解体时出现了一个耐人寻味的现象。即不仅原苏东阵营的八个社会主义国家(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保加利亚、阿尔巴尼亚、南斯拉夫)清一色的易帜西方,就连苏联原有的15个加盟共和国多数也都与俄离心离德,西边的除白俄罗斯外,都纷纷加入欧盟和申请加入北约,只有东面几个贫穷的中亚加盟共和国一度留在独联体和欧亚联盟体中(现在裂痕也日渐显现)。

  这个现象几乎没有引起多少中国人的注意和思考。为什么昔日的同胞和兄弟都不愿意同俄罗斯绑在一块儿呢?我想,这恐怕与俄罗斯扩张的历史记忆有关。

  克里米亚原来叫克里木,是土耳其的领土;彼得格勒这一块地方最早属于瑞典;加里宁格勒原属德国;西乌克兰乃至东乌克兰隶属于波兰~立陶宛王国也将近百年,而且历史早于沙皇俄国;波罗的海三国的归属历史上亦几易其手,原本并不属于俄国;就连正宗乌克兰的基辅罗斯也是莫斯科大公国假蒙古人之手侵吞为己,鸠占鹊巢。

  翻翻彼得大帝传记、叶卡捷琳娜女皇传记,俄罗斯在近现代的扩张历史跃然纸上,历历在目。

  你就是查阅一下斯大林的继任者,战后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两卷本回忆录,其中有很大篇幅讲到他长期做为乌克兰的地方长官受斯大林之命从波兰人手中接管西乌克兰的经历,以及战后波苏关系长期受此争执影响,成为苏联对外关系难以化解的硬伤的史实。

  所以,普京在俄乌战争中声称是去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并不完全符合历史,从法理上也站不住脚。这也是俄罗斯的周边国家,乃至欧洲绝大多数国家对这头北极熊始终心存恐惧,纷纷寻求加入北约,自动请出另一位黑老大来提供保护的缘由。

  再来简要说说北约及北约东扩。这个问题涉及到美苏两国最初对二战后国际格局的考虑及后来的变故,所以要先介绍一下雅尔塔体系。

  二战即将胜利之时,美苏英三巨头为最终结束战争以及对战后国际秩序做出安排,于1945年2月在苏联黑海的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宫举行首脑会晤,当时的罗斯福总统基于战后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主观愿景,并在对日作战方面急卻寻求苏联出兵支持,因而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在战后国际秩序的安排上迁就和照顾斯大林的诉求,大体划分了东西方的势力范围,形成了后世所称的雅尔塔格局。

  例如:东西欧的归属划分,远东的利益界限与分配等等。在此特别值得一提的就是其中规定,被德苏在战争初期瓜分掉的波兰在战后复国时,波苏新边界要以寇松线重新划定,从而使苏联得以保留对原属波兰的一部分领土的吞并和占有,做为苏联与欧洲国家之间的安全缓冲空间,而波兰西部边界则向西推至奥德-尼斯河一线,以战败德国的部分领土作为对波兰东部失土的补偿。

  根据这一调整而成为俄国领土的这部分波兰土地就在今天的乌克兰境内。了解了这一历史原委,就不难理解这次俄乌冲突中,为何波兰反击的态度出奇强硬的缘由了。

  但是,战后实际的历史走向并未按罗斯福的设想发展,雅尔塔会晤后,罗斯福很快去世,对德对日作战也相继结束,苏联和西方世界在东欧的政治走向,远东(包括中、朝、越)的未来发展上立即陷入严重对立。

  相继发生的东欧选举争端、柏林危机、中国国共内战,以至后来的突破三八线的朝鲜战争,再后来的打破十七度线的越南战争,都被美国和西方国家视为是苏联在有意推行扩张,突破雅尔塔格局设定的界线,威胁到自由世界的安全利益。

  于是美国杜鲁门政府在成功实行马歇尔援助计划,推动西欧战后经济复兴的基础上,将这个美欧合作计划延伸到军事安全领域,推动成立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这样一个西方的军事政治联盟,正式放弃了罗斯福的战后美苏合作的政策取向,接受冷战之父乔治·凯南的建议,对苏祭起了全面遏制战略。

  当然,北约的建立除了以针对苏联势力的安全威胁为主要动力外,在当时也包含着整合西欧内部关系,管控法德矛盾,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的目的。因为法德世仇,毕竟在欧洲大地上引爆了两次大战。北约的这个功能随着联邦德国(西德)加入北约和欧共体的成立而得以弱化,而至四十年之后的两德统一,德国以和平的姿态彻底融入欧洲而最终解决。

  第一个阶段是在冷战期间发生的,北约通过三次扩充,在最初12国的基础上扩大为16国,40余年里只扩大了4国。

  第二个阶段是在苏联解体、华约解散的冷战后时期发生的,北约从1991年至今,又连续实施了6次扩充,现在即将拥有32个成员国(算上最近正式申请加入的芬兰和瑞典),在30年的时间内足足比冷战时的规模翻了一番。这些新成员绝大部分来自苏联解体、苏东剧变后欧洲新产生和独立的国家。很显然,冷战后北约的新的东扩,明显地带有针对俄罗斯的企图。

  第一,是集体安全的原则,即军事结盟的原则。根据这个原则,北约显然是由美国掌握和控制的西方集团的军事安全工具。我们看到今天的北约,其活动范围早己不限于北大西洋两岸,而成为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实行干预的武装力量,它的触角和组织形式己延伸到了亚太和我国周边。

  第二,是削弱俄罗斯的原则。即在苏联瓦解后,通过北约的扩大和延伸,进一步进逼俄罗斯的势力范围和安全缓冲区,使俄罗斯这个庞然大物继续受到削弱,最后将其无害化地加以接纳。

  在这次俄乌冲突中,人们几次搬出基辛格出来说事,好象基辛格是反对北约东扩的,这实际是一个误区甚或是个曲解。恰恰相反,基辛格正是北约东扩政策的设计师和鼓吹者。

  冷战刚结束那阵子,初出茅庐的克林顿总统对国际政治不明究里,不知应该如何处理剧变中的美俄关系,曾问计于基辛格。

  基氏回答说:我们与俄国人的斗争实际上包含两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与一个专制制度的斗争,这个层次的目标己经赢得;第二个层次,是与历史上一个大帝国的斗争,这个层次的内容才刚刚开始。

  对于一个战败的帝国,战胜国列强依据权力政治的逻辑,历来就是要进一步去削弱它,甚至肢解它,直到它成为一个“无害”的普通国家,不再具有威胁性或危险性为止。

  历史上对战败的拿破仑帝国是如此处置的,对日趋衰败的奥斯曼帝国是如此处置的,对危机毕见的奥匈帝国是如此处置的,对两次战败的德意志帝国是如此处置的,对穷途末路的大日本帝国是如此处置的,对瓦解中的俄罗斯帝国也不会例外,依然会如此处置。

  我相信基辛格、默克尔这些睿智的西方政治家所反对的并非北约东扩本身,而是提醒西方在推进北约东扩时,要谨慎行事,注意拿揑好分寸和尺度,不要对俄罗斯逼廹过甚,穷寇勿追,以免过度打破力量平衡,反而会招致适得其反的效果,造成难以收拾的局面。

  不幸的是,现实的俄乌冲突趋势正朝着他们耽心出现的局面向着可怕的深渊迅速下滑。

  以我之愚见,美俄双方在乌克兰问题上各自都犯了致命性的错误。美方的错误在于,不懂得乌克兰实在是俄罗斯核心利益的核心,在俄罗斯民族国家形成的历史道路上,以基辅罗斯为代表的乌克兰是俄罗斯的真正母亲。

  尽管在两百年前,这片土地不在俄罗斯治下,属于东斯拉夫民族的其他区域,但在两百年以来的大部分时间里,至少基辅以东的东乌克兰一直属于俄罗斯的主权范围。

  这里的物产丰富,工业发达,文化先进,是支撑俄罗斯繁荣和走向现代化的重工业基地,更遑论暖洋出海口,黑海舰队和塞瓦斯托波尔港口对于俄罗斯安全的不可替代性了。

  实如普京所言,没有乌克兰的俄罗斯将失去它的完整意义。西方在乌克兰搞事,实际捅在了俄罗斯的心口上,是俄无法吞咽的苦果,激起强烈反弹是必然的。乌克兰本应成为北约东扩的红线,北约东扩应当止于乌克兰,乌克兰的独立应当予以维护,但乌克兰的中立应当同时予以确认。

  乌克兰应当成为西方与俄罗斯的缓冲区和沟通的桥梁,基辛格提出的这个愿景,诚然是战略处置的大眼光、大手笔、大智慧。

  反观俄罗斯,俄方的致命错误在于,没有认清苏联解体、乌克兰独立已是无法改变的现实,还幻想像苏联时期那样继续大俄罗斯对乌克兰的统治。

  在乌克兰发生颜色革命、从政治上倒向西方之际,在普京果断拿下克里米亚、兵夺顿巴斯两州、力板一局之后,错误估计形势,不自量力,企图以扩大战争的手段从乌克兰拿回更多的东西,甚至还向世界放出重温彼得大帝旧梦的狂妄言论,从而危及了乌克兰的独立,堵死了乌克兰和平中立的可能道路,也吓坏了整个欧洲,无疑于倒持干戈,授人以柄,反手成全了东扩的北约。

  普京这个人,很多人很看好,他的确英雄气质,在俄罗斯陷于最低谷时期挽狂澜于既倒,守住了俄罗斯的尊严和大国地位,在历史上留下了可圈可点的属于他自己的浓墨重彩。

  但我始终认为,他只能算做战术上的能手,而非战略上的巨匠。加之他的日益专断和个人野心,正在走向历史的负面。

  普京在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显露了他的巧诈不如诚拙:一是他不懂得韬光养晦,而现实的俄罗斯恰恰不处在四处张扬、四面出击的位置上。二是他不善运筹大国关系,在中美俄大三角中他己经处于弱势,居于次要角色,却非要占着主位不知进退,放着四两拨千金不取,硬要让敌方火力全开替别人挡枪子。

  拿中国人的话讲,叫做“分不清大小王”,这是普京个人的悲剧,也最终是俄罗斯的悲剧。一个戈尔巴乔夫在前,一个普京在后,一左一右,都是先声夺人,后局难续。这也许就是俄罗斯的宿命,或许也是人类的宿命吧。

  柳树,我们的这番谈话,最初是因为你同古晓的一个疑问引起的,即在当前形势下,中国为何不向俄罗斯伸出援手?俄罗斯倒下了,美国和西方会全力对付我们,唇亡齿寒。

  你的想法,都是真诚的,体现了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朴素的爱国主义情怀,位卑未敢忘忧国,这可能就是中华民族数千年以来历经磨难,长城不倒的根基。据我观察,俄乌战争以来,持这种看法的人岂止一二,相当多的民众对这一立场都是认同的。

  建国之初的立国之战——抗美援朝,由于《跨过鸭绿江》的上映,重新唤起了我们民族屈辱和骄傲的历史记忆,“唇亡齿寒”几乎就是那场战争正义性与合理性的凝练解读。无疑,那在全民中再现的影像,是一场卓为成功的爱国主义教育,同时,也是一次提前到来的战争动员。

  你也记得我对古晓提问做出的回应。我说,时代不同了,历史己经又向前跨出了70余年,用过去的老办法套用今天的现实,无疑于刻舟求剑。

  战后这70余年,时代条件和国际环境发生了极为深刻复杂的变化,要求我们的安全思维不能简单化。在此仅做挂一漏万的举证。

  建国前夕,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核心为新中国的安全维护擘画了一个重大决策:就是在美苏之间选择依靠苏联。当时联合政府的民主人士和国内的知识分子中,有许多人主张与美国改善关系,至少是在中苏之间保持平衡。

  美国政府对中国政局也抱以观望,指示驻华大使司徒雷登留华等待。斯大林也在怀疑我们是不是又一个铁托,像南斯拉夫那样在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中间骑墙。

  果决的向世界宣布:“我们一边倒,倒向苏联。”周恩来、陈云同志在内部也讲:“这叫背靠沙发”,“当帝国主义欺负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请来了一个帮手。”越靠得实,靠得紧,我国安全越有保障。依靠苏联,是新中国诞生之时中国安全战略的根本大计,也是抗美援朝战略选择的大背景。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深度改革开放中实行了全方位的外交,我们的对苏对朝政策跟着调整转变,对北朝鲜和南朝鲜的天平也明显发生了倾斜。今天的俄罗斯从哪方面讲,都不是中国建国初的苏联,中国也早己不是抗美援朝时期的中国,而世界环境也远比冷战之初两大阵营壁垒分明的对抗广大复杂得多。

  俄乌战争的性质以及它与我国的利害关系,与当时的朝鲜战争也没有多少可比性。两相对照,我们只能说,“跨过鸭绿江”的精神长存,但“援俄打乌”主张不可取。

  柳树:你给我讲的所有这些历史,确实是涨知识了!许多过去只是一知半解,也就是说只是片面看到现象确不知道根源是什么,比如波兰为什么对俄罗斯如此恨!还有苏既然同我国一样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这么经不起折腾,说垮就垮掉了,国家说分裂就分裂了,如此脆弱?!党的组织党员都哪里去了?列宁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怎么说倒就倒掉了。

  苏联没了,他的小兄弟们呢?除了亚洲几国还在坚持,其它全部倒向西方!这么不堪一击!还有苏联既然是社会主义国家,怎么还要侵略别国?强占别国的邻土,跟美国有什么区别?当苏联一分解,发生巨大变化后,真有点想不明白,是怎么啦?咱们一直坚持跟苏联老大哥走,对吗?

  当然三十年过去了,中国抓住了机会,结果是好的,中国强大了!但美国并不希望我们国家强大,总想欺负折腾我国。如果不与俄站在一起,俄倒了,我国靠自己能抗得住美及他的一群帮凶吗?

  秋水长天:昨天,在中国外交部为党的代表大会宣传所举行的发布会上,新闻发言人再次强调:中国坚定遵守联合国宪章所确定的各项基本原则,坚定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并维护联合国的集体权威(大意)。

  而在有关俄乌战争的联合国大会搏弈中,两次投票都是140余票:5票反对(另有35票弃权)。这算不算是联合国意志的表达?算不算是“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体现?如果这也不算,哪什么才算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联大发言激愤地敲桌子,说在普京这样露骨的侵略行经面前保持中立是可耻的,我们中国若再像有些人建议的那样去“抱薪赴火”,将情何以堪?!

  一个大国的复兴与崛起,力量的增长和强大固然是基础,但道义的无形也绝不可缺少。

  孟子论及王道霸道之说时,讲过这样一段话:“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就是说,行霸道的国家,虽然你是大国,但你也不能只靠拳头硬不讲理,也要大棒加胡萝卜;何况你要行王道,更不能忽视道义的力量,有仁有义,小国也可称王,也会有号召力。

  美国一度成为世界的领袖国家,不仅靠它的物质生产力天下第一,而且得益于它抢占了那个时代的道义制高点。威尔逊总统在美国军队帮助打赢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适时提出世界新秩序蓝图的十四点意见,其中最吸引眼球的,就是民族自决、非殖民化和集体安全三大纲领原则。

  矛头直指发动大战的欧洲老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民族压迫政策和战争政策,大得世界民心,迎合与顺应了那个时代的历史潮流。而今日之美国国际形象大跌及陷入霸权困境,恰恰又是它在道义与合法性上日益走到反面的结果。

  今天,在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接近国家崛起、民族复兴之时刻,我们更不能忽视“凝聚力”、“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公信力”、“亲和力”这一类软实力的作用,在强调力量的增长和力量的运用时,尤须重视力量的合法性和认同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接续提出的“和平发展”的时代判断,“和平崛起”的路径选择,“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的天才设计,“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诚心倡导,“增加信任、减少麻烦、不搞对抗”的对美方针,重申了中国永远不称霸、不当头的坚定承诺,直到“和谐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口号的提出,这些都是有吸引力、感召力和正义性的旗帜,都是正能量的、为祖国加分的创举。

  但如果我们的实际作为不慎重,与我们向世界宣示的理念不一致,我们就会在合法性与认同性方面失信于世人,就会给中国的和平声誉和谦虚形象带来损害,这对中国复兴安全的危害并不亚于一场战争。

  柳树:老同学,你设想过没有,假如俄倒下了,美及欧盟还有日、加、澳等,会加紧联合,封锁制裁我国,祖国统一台湾回归还有可能吗?他们不是君子!还有美国到处侵略,怎么没人管?利比亚、伊拉克、叙利亚、阿富汗,想打谁就打谁,炸南斯拉夫,抓罗马尼亚总统,这么多年发生了多少事情……,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如果俄乌战争他们不添油加火,早早叫停,也许早和平解决了!

  当然我反对俄打乌,当刚一开战,我第一反应就是怎么苏联人打苏联人?都是自己的同胞,为什么要自行残杀呢?你讲解了俄、乌、波的历史,我明白了俄发动侵乌的动机。

  就是看了我国在联合国上的表态和投票,我有种感觉,不知对不对,觉得我国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有着悄悄的改变,也就是变化吧,跟刚刚开始时的态度。

  刚看了你写的所有上述观点,赞同咱们国家所出的上述一切与各国相处的政策和策略!咱们的国家从来都是和平相处,和谐世界。希望与世界所有的国家友好相处,但结果不会是这样的。美国就是个出尔反尔的国家,永远都是个人利益第一。我不信任美国,只希望他不要管中国的事,但他做不到!

  秋水长天:说实在线日发生的俄乌战争,并非是个孤立局部的事件,它实际上是世界甚或是人类一个大的历史进程的序幕、开端、导火索。它并不是遥远的可以与我们不去相干的事情,闹得不好,也许它会影响甚至决定这个地球上每一个人今后的命运。

  十年前,在中联络部的一个年终形势研讨会上,我提交了一份报告,认为世界正在走向动荡不安的局面,预期会发生全局性的大动乱。

  五年前,我在清华战略院智库工作时又执笔呈送了一份报告,提出要避免对战争与和平的形势误判,警惕战争危机卷土重来。新冠疫情持续肆虐和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学术界、與论界和职能部门对人类和世界的前景研判越发不持乐观。

  直至最近我党发表的政治报告,对形势的判断使用了如下表述:“要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这在一个大国大党正式公布的官方文件中是前所未有的严峻之词。

  我对未来形势的估计并非只是源于对情况的分析,更多是基于自然逻辑和历史逻辑的必然延展。

  其一、周易文化中称天地人为“三才”,视之为一个统一的自然之场,天场地场己极度紊乱,频现极端气象,人场岂独不乱?中国传统文化的玄学,有三元九运之说,一元60年,恰逢一个甲子,每运20年,可视一轮替代。

  当下,三元己进入下元,九运己是最后一运。九运的值卦为离卦,离为火,火代表瘟疫,代表变暖,代表战争。

  将持续20年。释迦牟尼佛谈及末法时期的景象时曾说道:“三界不安,如处火宅”,岂不正是暗合了当下。

  有意思的是,有好事者把两次世界大战标志性的爆发时期与此次俄乌战争打响的时间做了年、月、日数的相加,竟然都是68这个得数,根据中国周易数理排卦,68是师卦,师,军队也,兵出险恶,大战之象。且师卦,上卦是坤,为土、为地,下卦是坎,为水、为险。水行地下,暗流汹湧,不可言吉。

  其二、基于对全球化时代社会基本矛盾和深刻危机的认知。全球化的生产力和技术手段(信息化、智能化)呼唤全新的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而工业化时代旧的体制和行为方式仍然冥顽不化且大行其道,与全球化时代的历史趋势背道而驰,在有些方面甚至倒退回封建主义。致使自然和社会生态进一步失衡,人群两极分化进一步加剧,民族和国家对立进一步失控,科学和技术发展进一步异化,战争和暴力冲突进一步升级。

  这是人类社会现有制度体制的总危机。我们看到,自冷战僵局被打破以来,先是社会主义体系的危机,接着是发展中国家的内乱,最后是西方资本主义民主政治的败象。整个世界处在一部分接着一部分解构的过程之中。

  传统的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和国际规则的外衣,己经远远不适应全球化生产力日益庞大身躯的需要,这件外衣被撑破迟早要到来,这种全面崩盘的前景就是整个旧制度的颠覆,必将引起整个世界剧烈和全局性的震动。

  其三、国际政治长周期规律的作用。我们现正处在自有国际关系以来历史长周期(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维也纳体系,凡尔赛体系,雅尔塔体系)的第四个周期的最后20多年,这四个长周期的最后阶段,统统都是矛盾空前尖锐、力量空前失衡、格局空前无序的阶段,表现就是爆发国际性的普遍战争(三十年战争,拿破仑战争,一次大战,二次大战),没有一个周期例外。

  为什么总是会在每一个国际体系行程的后期发生普遍性的国际战争呢?这是因为经过一个长期的积累,国际力量对比在周期后期发生了从原有平衡到不平衡乃严重失衡的变化,各种矛盾也随之积累加深走向激化。而国际政治的本质是权力政治,权力是依据力量对比来分配的。

  霸权守成国与霸权新兴国的斗争,是一个不断上演的古老剧目,被西方政治学者称之为无法规避的“修昔底德陷阱”。

  中国在倡导和平崛起路线和旗帜那阵儿,曾经设想迈过这个“陷阱”,并且公开质疑这个“陷阱”的存在,称之为是个“伪命题”,却终因无法摆脱权力政治历史窠臼的纠缠而被拖入这个“陷阱”。

  其四、大国核心利益冲突的刚性使然。我相信,当前世界大国的领导人中间,没有一个是想要发动世界战争的。但遗憾的是,大国之间现实存在着核心利益冲突,例如美国的优势霸权不容他国染指挑战,俄罗斯的黑海利益和中国的台海利益决不容许侵犯。这就使得大国在涉及自身核心利益时发生的冲突具有极强的刚性,极小的弹性。

  说得通俗一点,那是让无可让,一旦冲突起来就难以收手。而现今大国都拥有核弹,为各自的核心利益拼命,打到不惜网破玉碎不罢手在二战中不是没有上演过。特别是当大国权力高度听命于个人或小集团之时,按动核按钮的风险就缺少了理性和制度约束。

  其五、民众的偏执和狂热与政治家的强势和专断相互绑架、推波助澜,无意识地把整个社会推入无法阻止的不归之路。

  结论:现在比一战、二战爆发时的情形要严重得多,大规模战争所具有的因素和条件都己涌现和具备。

  1939年德苏秘密协定以武力瓜分波兰,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开端,俄乌战争极有可能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前奏。而今天的大国战争升级和扩大为核战争的风险空前增长。除非发生极为戏剧性的事件方有逆转的可能。

  有人问我,你说爆发一战和二战的那些因素和条件都己湧现和具备,这样讲有什么根据?那就让我们粗略地在此列举一下当年战争爆发前夕的景象,看看还缺少哪些?

  3、国际力量对比严重失衡,新兴力量崛起,提出改变旧秩序和权力格局的诉求;

  11、存在着由一个大帝国衰落解体后遗留下的民族、宗教、疆界纷争等复杂的历史恩怨与纠葛(引起一战的有奥斯曼帝国瓦解时产生的“东方问题”,引起二战的有德意志帝国战败后的东西领土被割让和战败赔偿问题等)。

  对比了上述场景,就不难明白,如果今日中国因俄乌战争与俄罗斯在政治和军事上联起手来,结为同盟伙伴国的话,那么新的大国集团对决的局面就形成了。(一战是协约国对同盟国,二战是反法西斯联合国家对轴心国),那就完全坐实了新的世界大战爆发的条件,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就此将被战争打断。

  那种不经战争不能崛起,在第三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废墟上实现复兴梦的战争鼓吹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论调。

  中国人经过100年的牺牲奋斗,中华人民共和国经过70余年的成长发展,中国人民经过40余年改革开放、建设现代化的成功实践,已经积聚起了磅薄的精神力量和不可战胜的物质实力,中国的复兴与安全操之我手,是任何势力也阻挡不了的。

  在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真正的推动力量、决定性的力量是谁?是美国吗? 不,是中国,是我们!

  为什么这样认定,因为你是新生的力量、崛起的力量、要求改变现状,要求建立新格局的力量。所以中国才是这个世界变局中的自变量,而其他、包括美国,都是因变量,因你之变而变。因此,这个变局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个主推者功不可没,但若向坏的方向走,你也难辞其咎。不完全都是对方的责任。

  事实上,全球化时代国际安全环境的可塑性己经大大增强。因为相对于冷战时期,国家间的利益关系、利益格局发生了性质上的改变。以往的国家利益关系总体上是一种零和格局,国家利益关系是对抗性质的。全球化时代,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利益高度交织融合。

  中美现在如此对立,但2021年中美贸易额竟然增幅达28.7%,创历史新高,这在冷战对抗时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说明两国经济关系深度融合,相互需要,谁也离不开谁。国家利益格局到了这样一种程度,完全对抗也不是,完全合作也很难。

  非零和的两重性交织共存的关系,这就是在全球化时代我们经略国家关系面对的现实,它缩小了以往国家关系决定论的空间,扩充了建构主义的可能。也就是说,你主观上朝着什么方向去塑造国家关系,国家关系就可能成为你想要的那样的形态。

  中美关系本来不见得就一定会走向全面对抗,这取决于中美双方如何来行动以及相互对待的政策。你把对方当成敌人,对方就会成为你的敌人;你的行为方式是让对方恐惧和感到威胁的效果,对方就会产生相应的不信任和反措施。

  但遗憾的是,这些年中美关系已经积累了太多的不信任,想要再回到以往,几乎己经是不可能的了。

  中国前任驻美大使崔天凯在2021年一个外交工作研究会上建议,中国外交除了应当进一步强化策略性政策性研究外,还应有外交哲学思维层面的思考。

  就是把中国外交与人类社会的发展走向紧密地联系起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趋势探讨人类向何处去的问题,才能使中国外交始终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他说他的这个想法是受到基辛格先生的启发。

  因为基辛格先生告诉崔说他正在潜心研究AI技术对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基辛格与一位经济学家施密特、一位自然科学技术专家胡藤洛赫尔合作,撰写出版了一本《论AI技术对社会发展的影响》,这实际上是对全球化生产力和智能技术手段会怎样改变人类的行为方式和社会结构的探讨。

  无独有偶,与西方的这本论著问世的时间相去不远,中国北京国防大学的战略学教授林东及其研究团队也出版了一本类似的论著《智业革命时代》,在书中超前地提出了智能技术不是生产力的代际革命技术,而是改变社会性质的时代革命技术。这本书的副标题是“解体工业革命时代”,预言人类在智能化生产力的推动下将进入一个崭新的社会——智业革命社会。

  首先,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角度,大大提升了变局的维度思考,它不是在世界权力从一极转到另一极的意义上看待大变局的涵义,而是超出了旧的权力转移的轮替、你方唱罢我登台的寓意,赋于世界历史大变局崭新的涵义,令人豁然开朗、耳目一新。

  其次,它从智能生产力的特性分析出发,推导出当智业革命社会取代工业革命社会时,同时发生的是共享社会取代资本主义社会,东西方文明融合取代东西方对抗。

  它还预言,由于信息流和大数据的流动成为智能生产力的动力源,加上海洋太空成为生产的主场,国家主权藩篱这个工业化时代的产物将被突破,现在人们为之打得头破血流的东西在未来将不再被看重。

  但通往这一美好前景的道路却有两条,一条是主动自觉地遵循历史规律昭示的方向前行,一条是重蹈旧辙不撞南墙不回头。

  基辛格博士在他于2011面世的著作《ON CHINA》的最后一页中,意味深长地引用了康德在他的《论永久和平》一文中的话——

  世界最终会以下列两种途经之一实现永久和平:通过人类的大彻大悟;或者通过巨大的冲突和灾难,其巨大程度足以让人类再无其他选择。

  现在看来,人类的不自觉或许正把自己推向康德所预言的第二条道路。(全文完)

  编后语:针对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台海形势依然复杂严峻、不确定难预料因素增多的形势,党代表大会的报告明确提出:必须增强忧患意识,坚持底线思维,做到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准备经受风高浪急甚至惊涛骇浪的重大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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